我绝大部分的 K12 时光，都是在落后的家乡度过，于是我从初中起才正式学习英语。不像现在小学就开始推介外语名著，我大学前的阅读主体除了技术文档，便是无穷无尽的阅读题了。这类无趣的文本充斥着鸡汤与低幼的故事，一旦流过我的语言中枢，就几近灰飞烟灭。但即便如此，仍有几篇真情乍泄，令我久久难忘。

有一篇追念母亲的文章，何时见到已不可考。作者的母亲是华人移民，英语能力欠佳，只能表达简单的词句。作者身为不谙汉语的二代华裔，从小与母亲沟通困难，又急又气，甚至以她残缺的言语为耻。直至母亲去世多时，作者在机缘巧合之间，才意识到母亲的思想何其深邃，只是从未能用与他相通的语言表达而已。

与许多不经意间牢记一生的事物类似，我很难说出这篇掐头去尾的文摘如何打动我心。指尖试卷的触感早已遗忘，字里行间淡淡的哀思却萦绕不去，多年之后仍不时涌上心头。

我对疏离感的体会早已有之，贯穿了我的整个学生时代。每逢毕业，我都会迅速断掉与几乎所有同学的联系。曾一起搞怪的伙伴似乎一夜间形同陌路，就连喜欢过的人也终会融入茫茫人海。这似乎相当正常，可是为什么呢？尤其是在我身上，情谊干涸的速度远超常人。我的不少初中同学至今仍有一定联系，从 QQ 空间的点赞列表就能看出——而我，好像只消半个暑假的时间，就能与过去的自己诀别。

我曾反复思考这个问题。究其原因之一，就是我终究是孤僻的。我从小就害怕人类，不懂如何表达自己的情感，于是对交际有强烈的恐惧。小学的第一堂数学课，老师挑选组长负责收发作业的活。我身边的同学都在踊跃举手，老师却一下挑中沉默不语的我。我顿时像应激的猫，大声地抗拒这一决定。老师先是一愣，然后说道「你不想当，有的是人想当」，换成另一个同学，我这才恢复理智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我小时候的不少表现颇像孤独症，但确有一线之隔。我往往将孤独症比喻为大脑缺少了某种硬件加速，正常人可以自然流畅地识别并处理他人的情感，可孤独症患者再怎么努力用软件模拟，不仅效率低下，结果也可能失真。而我呢，虽然自认为能正常地处理输入，却无法恰当地产生输出。我不确定自己的某句话、某个行为是否得体，又是否会引人愠怒。他人是最大的黑盒，我可以做一个隐形的观察者，但切莫让我参与到那漩涡之中。

毕竟，每个人的灵魂都被禁锢在那狭小的果壳之中，于己广阔如宇宙，于人闭锁如黑洞。

讲个笑话，读初中的时候，我甚至不敢在肯德基里点餐；可我在班上，却是最「popular」的人之一。不知为何，我在自己的班级里并无什么恐惧。我在课上接嘴，在课后组织小团体，还有花式整活：给班级建立（数个）群和网站，开游戏服务器，把同学做进 RPG 游戏，策划针对老师的反抗活动，登进监控看班主任什么时候看了监控。

可在另一方面，我又表现得着实像一个混蛋：节日和生日收到的贺卡，我从来不曾回复，就连毕业时收到的同学录，我都有半数没有填完。在情感方面，我好像一直在被动接受他人的倾注，而我自己是如此冷漠。

我想，那并不是一种平等的友谊，而是一种原始的仰慕。当这片土壤消散，自然没多少情感可以带走。

我对人类广泛的恐惧，直到大学才慢慢缓解。我逐渐发展出一套通用的应对模式，从出租车司机到售货员，我都能给出程序化的应答。但也止步于此了。我想起《去月球》里的第二位孤独症患者，因为从小接受社会化的训练，平日里与常人无异，但医生还是说他们一辈子都无法真正体验到「正常人」的世界。

虽然我并非典型的孤独症，但原理应当差不多吧，人有一些本性终究无法改变。但又如何呢？总有极少数人能突破封锁，触及并接纳真实的我；我有他们便已经足够。

这又引出了原因之二——或许有一些残忍——就是某些看似珍贵的情谊，实则是无比浅薄的。人们常说孩子的友情很简单，可这种简单正是最大的隐患。孩子终究会长大，甚至在长大之前就会面目全非，肤浅而脆弱的根基届时难逃分崩离析。

回到小学的某个低年级学期初，一个女生扭扭捏捏地要我陪她去二班报到。原来她因为家庭的关系，已经转到了二班，也就是住校班级。在我那个垃圾小学，住校班是一个恐怖的存在，吃住学习都在独立的楼栋，汇集了最底层家庭的孩子。再次见到她已经是两三年后，好像是因为和我班上的同学打架之类。当年羞涩的女孩已经变得泼辣狠毒，连我的班主任都直叹「想不出我还教过她」。

人类间的友谊来自什么？除去情投意合，我认为更基本的条件是能产生可靠的预期。人总是喜欢符合预期的事物，放到同类身上，就是对方做的事情得在意料之内。可是人总是会变的，小孩子尤甚。小学同桌时间最长的女生，上初中后开始在网上发自己抽烟和开房的照片。可能正是类似的经历，让我过早地明白了什么吧。既然迟早会变，我还不如自觉地切断联系，将回忆锁存心间。

更何况人与人之间本就难以摸透彼此的底层逻辑。扪心自问，我就是一个复杂而扭曲的存在。我时常感觉自己留存世间的不过是一个高维投影，鲜有人知晓我的全貌。可依然不时有人对我表露出各式各样的正面感情，我偶尔会为此内疚，仿佛这具皮囊犯下了欺诈之罪。

第一次去美使馆办签证时，排在我前面的是一名女生，因为急着去美国考试，所以不顾疫情从上海飞来北京面签。她活泼得像一只小鸟，和前面的几名女生聊完，又来和我搭话。在没有手机的漫漫长队里，我们交换了彼此的职业、兴趣、看什么剧，以及对未来的想法。她还聊起自己的 MBTI 和之前在沈阳面签的悲惨遭遇。她觉得我作为程序员看《豪斯医生》很不可思议，还对我说：「我觉得你是一个温和的人。」

我只能笑笑。在有的时候，我已经无法分辨自己是否启动了某项社交预案，只觉得一切都是假假真真。此时我也有自我安慰的话术，就是每一种我都是真的，但并不总能说服自己。同理，我看到的别人又可能是真实的吗？

想起几年前的台湾电影《大佛普拉斯》。临近片尾，卖垃圾维生的大叔死在阴沟里，他最好的朋友进入其一直讳莫如深的家，才发现里面竟有一架飞碟；飞碟内堆满了平日里抓的娃娃，贴满了从杂志上剪下来的美女，他这才发现挚友是如此陌生。「我想虽然现在是太空时代，人类早就可以坐太空船去月球，但永远无法探索别人内心的宇宙。」

是啊，每个人都生活在不同的次元之中。即使面对面，依然可以相距光年之远。这或许是人类的宿命，无论信仰如何，世界永远只会唯心地投入颅骨，灵魂能感知到的无非是幻影。一座座围城相隔云霭，只能依凭模糊的旗语沟通。

在我还憎恶自己的时候，我时而羡慕那些能把幻影视为真实，去热爱、去坚信的人，时而又认为那不过是一种幼稚病。我花了很久的时间才摆平了心态，接纳自己的特质，安于外物的不可知。世界就是这样才可能有趣吧？倘若真像三体人那般，所有人的思想都完全透明，恐怕地球又会乏味得很了。